中国古代如何看待同性恋
关于同性恋的原因,在中国传统文献中也有一些说法,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将同性恋的产生归之于先天。例如,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在他的名著《随园诗话》中,讲到一个叫做“春江公子”的人,貌似妇人,已娶妻,但与妻子不睦,喜欢与男性青少年相处、共睡,他做诗说:“人各有性情,树各有枝叶,与为无盐夫,宁做子都妾。”无盐,即宣王王后钟离春,后世用以比喻貌丑而有德行的妇女,子都则为古代美男子的名字。春江公子这首诗的意思是说,人的本性是各不相同的,像树的枝叶各不相同一样;我虽身为男人,但与其做贤惠女人的丈夫,不如做漂亮男人的小老婆。这就把同性恋的原因归之于天生使然。
另一类将同性恋归之于后天,认为是环境使然,例如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二写道:“凡女子淫佚,发乎情欲之自然,娈童则本无是心,皆幼而受绐,或势劫利饵耳。”大意是说,凡女子淫荡,是因性欲的自然涌现,而娈童则不然,他们本来没有这种心性,乃是由于童年时所受到的影响造成的,或是因为有钱有势者的威胁利诱造成的。这就把同性恋的原因归之于后天的影响。
国外研究:同性恋有生物基础
近几十年来,国外对同性恋有大量的研究。例如,由于观察到男同性恋者之行为,有的倾向于女性化,因此怀疑这些人是否雄性激素分泌不足。然而,实际测量却出现了各种不同的结果:雄性激素分泌不足、分泌过高、分泌水平无差别的报告都有,因而无法下一个一致的结论。
1952年,卡尔曼报告在37对男性同卵双胞胎中,同性恋的一致率为100%,而在26对异卵双胞胎中,一致率只有15%,因此,他强调基因遗传在同性恋发生上的重要性。1991年,性学家伯里与皮拉达的报告是:在56对同卵双胞胎中,其中之一为同性恋,则另一亦为同性恋或至少为双性恋的比例为52%,在54对异卵双胞胎中则为22%。这些统计结果,似乎都暗示生物因素对同性恋之性取向有着相当程度的影响。
上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曾经进行了一项研究,使用了当时最好的心理量表,并请到了出色的量表说明师,对30个同性恋男人进行了研究,并对照了30个同样年龄、智商和教育情况的异性恋男人。结果是,量表的专业解释者不能把同性恋者和与其对照的异性恋者区别开来,而且,专家给这些男人的心理健康所打的分数,在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之间没有区别。
同性恋可能来自遗传?
目前,已在近300种哺乳动物和鸟类中发现有同性性行为。这一发现也使人想到,同性恋可能来自遗传。
1990年,美国神经科学家利维在权威刊物《科学》上发表了著名的研究,提出性取向具有生物学基础的另一证据。他检视了41具遗体的大脑,包括19名死于AIDS(艾滋病)或其并发症的同性恋男子,16名异性恋男子(其中有6人死于AIDS),以及6名推测为异性恋的女子,观察发现脑部与性取向有关的细胞。
1993年,哈麦等人宣布某种类型的男同性恋是偏向于由母系来传递,且其基因遗传部位就在X染色体长臂的顶端的Xq28上。
当然,所有这些研究,并不足以达成一个公认可靠的结论,因为分别存在着不同研究者得出的结果差别很大,或样本太小,或缺乏可重复性等方法学上的问题。可以看出的是:同性恋的生物学本质,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和认证。
对同性恋的成因,也有种种的非生物学解说。例如社会学习论,认为同性恋是习得的行为形态;家庭决定论,有人认为不慈祥、不和蔼的父亲有碍儿子的男性化和女儿的女性化的发展;心理分析论,主张同性恋起源于早期的不良亲子关系,也有心理分析学家认为同性恋是一种自恋情结所致;社会决定论,断言同性恋是社会建构的结果;交互论或多重模式,认为同性恋乃由生物因素、文化因素及心理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如今看来,这些非生物学的解说,即便能找到某些例证,实际上也会是一些相对同性恋者或境遇性同性恋者,并不是讨论真正的同性恋者,即绝对同性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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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颜健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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