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约有84万艾滋病毒感染者，其中只有5%的携带者可以明确定位。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推测，如按30%的增长率，到2010年，中国的艾滋病毒感染者将达到1000万人。届时全球将有4600万艾滋病毒携带者，其中5个人中就可能有一个中国人。
艾滋病是一种潜程漫长的慢性传染病。人群对其易感性高于99%，只要通过血液和性接触接触病毒，感染的机会就很大，如不治疗近乎100%致死。如果没有有效的社会干预，蔓延传播的速度将是灾难性的，第一军医大学分子免疫研究所所长王小宁教授日前呼吁，应该尽快采取措施，让更多艾滋病毒携带者“浮出水面”。
在刊登在《瞭望》上的这篇文章里，王小宁教授指出，与所有传染病一样，艾滋病控制最有效的措施是确诊、限制和“隔离”患者，切断传染源。艾滋病的特点是患者病程漫长，潜伏，而且大多感染者不知去向，加大了其传染的机会和范围，这是控制的最大难点。西方国家控制艾滋病的主要措施是通过宣传教育、干预和改变人群生活行为，限制艾滋病毒携带者传播，这些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西方国家的有效措施如何在国内实施，是必须认真思考的。我国政府和民间在艾滋病的预防控制上已做了大量宣传、教育工作，然而，由于中国人目前普遍的教育程度、文化背景和日益增大的贫富差异等现实，可以肯定地说，靠上述措施要在有限周期内，有效地将中国艾滋病毒传播控制在有限范围内，相当困难。只有采取适合国情的，体现我国现行体制优势的，强有力的措施，才可能在有限时间内，将艾滋病控制在可预见的范围内。
文章强调，目前，我国艾滋病毒感染者的构成为控制艾滋病毒传播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机会，即目前这些感染者中有近70%是与犯罪相关联的(吸毒者、卖淫者等)，采取特殊的策略控制这一人群，控制艾滋病的传播将即刻生效。然而，困难是，目前艾滋病毒携带者中95%不知去向。要达到上述目的和效果，必须先将我国现有的艾滋病毒携带者全部“浮出水面”，再分而治之。
“浮出水面”需要政策和技术的支持。王小宁表示，目前我国艾滋病控制最大的敌人是全社会对艾滋病将危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现实并不明了，要么感觉艾滋病问题属于不齿的“麻烦”，过多宣传会给地方“抹黑”，或认为艾滋病离我们还很远，如同早期北京地区对SARS的社会态度一样，一旦发现狼真的来了，又惊慌失措。
所以，王小宁教授提出，要实施“浮出水面”计划，必须要在政府的精心策划下，通过行政手段加以实施，获得的信息由政府备案统一处理。要采取SARS期间类同的政策，将艾滋病普查作为政治任务来执行，不但可以充分发挥我国现行党政体系的优势和效率，而且可以分担中央的财政负担。
王小宁教授认为，“浮出水面”计划的技术支持是快速诊断技术和试剂。国内在多年科技攻关的支持下，艾滋病毒筛查制剂的研制已较成熟。目前每人份成本在2～8元，通过攻关和招标可以控制在更低的水平。换句话说，通过全国招标，引入上述成本的试剂，对成人和高危青少年的全民普查，也只要花8～10亿元，各级政府、单位和个人分担一部分后，中央政府要分担的并不多。这点投入比起其他任何计划的预算都要少，但产生的控制艾滋病毒传播的“短平快”效应是不可估量的。“浮出水面”后，对艾滋病毒携带者分而治之，对经血液制品、母婴传播的患者要高度关怀，对有犯罪背景的要严密监管，后者不但有助于艾滋病毒的控制，也有助吸毒的控制。
另外，在加强社会干预、控制艾滋病的同时，文章还提出，医务界仍然要加大科技投入，组织更强有力的攻关，研发出更为有效的，可普遍应用的预防艾滋病毒的新型杀消剂、高效低成本的治疗药物，以及有效的预防和治疗性疫苗，以期从根本上消除艾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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