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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廊妹这个群体被界定为性病艾滋病高危人群，对其教育、干预迫在眉睫。福兴路是深圳市发廊聚集的一条街，每当入夜，这里烛影摇红、满楼红袖的场景，总是在夜色中透出些绮丽。
这种场景在国内几乎每个大都市都已见怪不怪，但如果要问发廊这个行业究竟规模多大，从业人员来自何方，有多少人从事性服务，只怕没有一个市民能说得清楚。
甚至对于政府相关部门来说，这也一直是个讳莫如深的话题。一方面，这是需要打击的对象，另一方面，它们已经在都市生根，不容忽视地存在着。
正因为这一点，5月10日，深圳市社会科学院公布的《深圳蓝皮书———中国深圳发展报告(2004)》引起了轰动。这本综述深圳经济社会状况的蓝皮书，首次公布了对当地发廊的一份调查报告，尽管全书530页，这份调查报告仅16页，却成了最大的热点之一。
这一举措无疑在全国开了先河，并随即引发了各地乃至境外不少媒体的关注，在深圳更是成为街谈巷议的焦点话题。
实证是调查的最大价值
在蓝皮书副主编乌兰察夫眼里，“调查报告最大的价值，是提供了大量实证数据，对深圳发廊业的现状作出了准确描述。”
“在这里，发廊妹的定义比较特殊。”课题组成员之一的蔡于茂解释，“特指用美发、按摩作为掩护，提供性服务的那一类。”
蔡于茂是深圳市慢性病防治院、市性病防治中心的医师，这次调查，就是该院6位医师共同完成的，共耗时两年，对深圳53家发廊的382名发廊妹进行了跟踪调查。
作为1999年启动的中-英预防与控制艾滋病合作项目之一，这次调查的课题正式命名为《深圳地区发廊妹性病艾滋病健康教育及行为干预》。“这是一个医学项目，”蔡于茂告诉本报记者，“调查的主要目的是了解发廊妹的性病艾滋病知识、态度、信念、行为等现状，积极探索针对该目标人群进行预防和干预的有效方法。”
课题从2000年正式启动，“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如何接近发廊妹，”课题组成员罗斌医生说，“她们有很强的戒备心理。”
第一次去调查，3个医生选择了罗湖区布心路的一家发廊，手里都拎着一个包，包里装着安全套、性病艾滋病宣传资料、牙膏、笔记本之类的小礼品。出乎意料的是，发廊妹都拒绝了医生赠送的安全套，“我们不做那种事的，不需要”。医生们赶紧解释，“这安全套不是给你们的，可以送朋友啊。”有了这个遁词，发廊妹将安全套一抢而空。
“当初设计了4种接近的方案，”罗斌医生说，“一是通过朋友介绍，二是通过公安部门和防疫部门，三是直接表明医生的身份作宣传，四是先洗几次头，熟悉一点再作宣传。后来证明，还是直接亮明身份效果最好。”
在调查中，医生们很注意细节，“例如你坐下时，不要在椅子上垫报纸，”在罗斌医生看来，“这个群体十分敏感，任何不当的细节，都会招致她们的反感，从而损害调查的准确性。”
克制不必要的好奇心，同样是医生们要经常提醒自己的事。罗斌医生告诉记者，“课题组要求的态度是尽责，不评判，不挖掘，不歧视，平等相待。”医生们的调查内容只涉及发廊妹的人口学特征，性病艾滋病知识水平，危险行为、性行为情况、求医现状及使用安全套情况。
“大众对发廊妹这个群体的印象，许多只是推测，”课题组一位医生认为，“通过调查，我们修正了一些谬误。”
曾序春医师就曾提到，此前很多人认为，发廊妹开始卖淫要经历一个非自愿到自愿的渐变过程，但调查后惊讶地发现，只有少部分是这种情况，更多走上卖淫或变相卖淫的女性是“一步到位”，在离乡外出时就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和资讯准备。首次卖淫的动机，主要是找不到足以跟卖淫的收入相当的工作。在那些新近来到深圳卖淫的小姐中，很多人是通过先来的同乡姐妹介绍，才找到卖淫的场所与工作岗位。所谓“贪图享受”才卖淫，其实只是一个传说。
通过这次调查，课题组获取了大量数据，得以对深圳的发廊业状况作出一个整体性描述。例如，接受调查的发廊妹中，从事该工作平均时间为两年，最长为20年，其中未婚者占77.5%；从业者的平均年龄为24岁，最大者40岁，最小者17岁；文化程度以中学和中专为主，分别占54.41%、29.86%，其他依次为大专(7.47%)、本科及以上(3.38%)、小学(4.79%)；发廊妹84.95%来自农村，9.95%来自乡镇，5.10%来自城市。
尽管蓝皮书副主编乌兰察夫认为，“从社会科学角度来看，调查的方法和内容不尽如人意。”但毫无疑问，这次调查使社会大众对发廊妹的状况，有了基本的实证数据。
艾滋冲击城市？
发廊妹这个群体被界定为性病艾滋病高危人群。洪福昌医生说，“当性传播成为艾滋病的主要传播途径时，就标志着其由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扩散。”
性病对艾滋病有强烈的诱发作用。防治经验证明，如果能够控制性病发病率，该地区的艾滋病患者也会随之减少。但从调查结果来看，发廊妹群体的健康状况堪忧：在被调查的382名发廊妹中，曾经患过性病的占66.02%，在出现症状后继续有商业性行为的占59.92%。
发廊妹对性病艾滋病的防治知识也让调查人员十分担心。使用安全套是预防性病艾滋病的有效方法，但发廊妹却不这么认为。14.32%的发廊妹从来不用，30.34%的发廊妹偶尔会用，10.19%的发廊妹约有一半时间会用，45.14%的发廊妹每次都用。而只有25%的发廊妹使用安全套的目的是为了预防性病艾滋病。
发廊妹在商业性伴侣不愿意使用安全套时，只有约一半的发廊妹不同意性服务，而和自己的男朋友和丈夫性交时，则几乎不用安全套。
在怀疑自己患性病后，发廊妹的求医方向往往不得其道。调查报告这样归纳：“她们畏惧政府综合医院医生寻根究底的登记及冷眼相待，这最终会导致江湖医生大行其道，而使得性病不能彻底治愈。”
面对这些严峻的数据，课题组多次表示了他们的担忧：“目前艾滋病人主要是以吸毒人群为主，通过共用针具感染艾滋病。但国外的经验是，感染艾滋病的途径已逐渐过渡到性行为，我国目前这种途径正在不断增多。”
正在这种背景下，调查报告将性病艾滋病防治问题推到了聚光灯下。
作为一个年轻的移民城市，深圳单身人口比例较大，性释放度比内地大。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供的数据显示，从1992年发现第一例艾滋病以来，2001年前每年疫情增长速度缓慢，2002年病例却忽然成倍增加，从2001年的74例一下子翻到了172例，2003年达到了191例。
罗斌医生从1990年开始在深圳市慢性病防治院工作，“当时门诊极少遇见艾滋病人，而现在则是常事了”。现在让医疗界共同担心的问题是，前些年艾滋病高发地区主要是农村地区，但艾滋病的下一轮冲击波则对准了城市，如果不对高危人群积极干预，将大大加剧艾滋病的传播。
“当艾滋病只是在吸毒人群里面流传时，你还感觉离你很远。但是如果在性服务者里传开后就危险了，谁也不能担保你的性伴之前没有接触过艾滋病毒携带者。”课题组成员罗斌说。
“危险与每个人都相关，流行到一定程度，像针灸、输血、口腔检查、外科手术，都会成为感染途径。”在洪福昌医生看来，对高危人群的及早干预已经迫在眉睫，“这些亟待领导层重视”。
在完成发廊妹状况的调查后，慢性病防治院现在又启动了对宾馆、桑拿、娱乐场所等地高危人群的干预项目，并在三个社区试点展开干预行动。
洪医生认为，“国际上的经验已经证明，哪个地区重视越早，采取的干预行动越多，在这场艾滋之战中胜算就越大。”
深圳的勇气
尽管此前国内已有不少公开出版物涉及类似发廊妹的话题，但作为社会科学院这类权威研究机构来公布某地发廊业状况，无疑带上了浓厚的“官方色彩”，深圳的这次调查在国内属首次。
这次的尝试，看来很大程度出于乌兰察夫的“个人行为”。他2000年从内蒙古调来深圳，2003年他主持出版的第一本深圳经济社会蓝皮书，就因为调查了机关干部思想状态而引起广泛关注。
“要突出问题意识，”乌兰察夫这样解释他的动机，“蓝皮书不能变成文件汇编，更重要的是分析社会的难点、热点，倡导和支持学术上的争鸣。”
乌兰察夫认为，“蓝皮书”与“白皮书”性质明显不同，“白皮书”代表政府的声音和立场，而蓝皮书则是专家、学者、实际部门工作者的个人意见，“不代表政府、单位甚至编辑部的观点”，在这个平台上，可以各抒己见。
深圳市方面对此次发廊妹调查表现得十分大度。乌兰察夫告诉记者，“从目前反馈的信息来看，没有任何的不良评价。”
“对于存在的社会问题，最好的处理办法是面对它。而只有进入了公众的视野，问题才可能尽快得到解决。”在乌兰察夫的眼里，“这也应该是政府的基本心态，是政治文明的基本要求，而深圳无疑有这种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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