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教授景军１０日在此间表示，严重的社会歧视很可能将艾滋病病毒携带者逼入“地下”，这对艾滋病的防治工作很不利。
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公共管理学院社会政策研究所所长景军在１０日召开的“清华大学艾滋病与非典国际研讨会”上说，大量资料证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一旦身份暴露了，在我国会遭受各种形式的社会歧视。今年春天非典疫情的暴发引发了公众对良好生活习惯的关注，同时，也引起了对非典病人不同程度的社会歧视，相关报道屡见不鲜。相比之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所遭受的社会歧视，除了恐惧，还包括厌恶、鄙视等等。最值得警惕的是，严重的社会歧视，很可能将艾滋病病毒携带者逼入“地下”。
景军教授说，我国累计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是１００万，这仅仅是一个估计数字，主要根据是病例报告。卫生部最新统计数字显示，１９８５年到１９９３年累计报告艾滋病感染者数字是４５０００多例，这是经过医疗检测核实的报告书，报告数和估计数相比是冰山一角，而且有８０万人是属于不知情的病毒感染者，某些人还在继续着高危行为，在完全没有意识的情况下，生活在一般人群之中。我们应该鼓励他们自愿接受检测和咨询，如果害怕身份暴露以后，来自他人的歧视和就业机会的丧失，以及左邻右舍的排斥，他们就不会主动接受治疗。尤其是药物治疗不能完全保证的情况下，更是如此。由于社会歧视而隐蔽起来的感染者，人数越多，越妨碍艾滋病防治工作。然而没有检测，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将病毒传染给一般人群，我们又怎么能对他们横加指责呢？
景军说，因此，反对歧视和防治艾滋病的关系，是一个保护他们与保护我们的辩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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