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火的使用对改善 人类生活的意义是一种自然现象，在人类历史中，对火的认识、控制和掌握，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元谋人和蓝田人遗址，均发现不少炭屑和粉末状炭粒，这些遗物是否与人工用火有关。北京人遗址发现大量的用火遗迹。其洞穴遗址从上至下有十三层文化堆积，其中第四层有较厚的灰烬堆积，最上面是鸽子堂，西侧第三层下面有一石灰岩巨石，其上有两大堆灰烬。第四层的灰烬厚达六米，灰烬中还发现了用火烧过的石头，动物骨骼及树籽，表明北京人已懂得用火，学会了保存火种，并已知道熟食。总之，在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人类已掌握摩擦取火的方法。民族学的材料也给我们提供了生物的例证，海南黎族、云南西盟佤族、苦聪族、景颇族等，至今还保存着原始的摩擦取火方法，《韩菲子》、《礼记》、《庄子》、《淮南子》等古籍中，也都有关于我国先民发明取火技术的记载。《礼含文嘉》中说，“伏牺禅于伯牛，错木取火”。火的使用在医药卫生方面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首先，它提高了人类对自然界的占有能力，《淮南子・本经训》说：钻燧取火，可以补“人械不足”，更重要的是，火的使用，使熟食成为可能。《韩非子・五蠹》中说：“上古之世，民食果窳蚌蛤，腥臊恶臭，而伤肠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燧人氏”。 二、居住条件改善与人类健康的关系 原始社会初期，人类还不会建造房屋，而以自然洞穴为栖身之所。这种岩洞在北京人遗址等均有发现，其共同特点：洞口选择一般较小，可借以避免寒风侵袭及防止野兽侵扰；洞口方向选择朝南，因我国冬天有强劲的西北风，洞口方向不加考虑，就难以抗御寒风的袭击，不利于保暖。洞口的地势选择一般较高，要求封闭性好，洞内无水，这样有利于防潮，有利于卫生保健。 洞居的不利促进原始人走出洞穴，在地面上建造栖身之所，产生了巢居和穴居。 巢居是指原始人类利用树木和杂草搭在树冠上形成的一种原始建筑，因形似鸟巢，故名。在我国，据考古学者考证，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是巢居的主要分布地带。《韩非子・五蠹》：“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众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巢居，有利于安全和健康，它可以比较有效的防止野兽的袭击。 新石器时代，中国居室建筑进步，河姆渡遗址的干栏式建筑就比较典型。遗址出土，有圆本、方木、木板等千件以上，并发现有榫卯结构和企合板。干栏式建筑由巢居发展而成，有避瘴气、毒虫、防潮作用，对人类健康是有利的。（浙江省博物馆等：《河姆渡遗址第一期探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 穴居为中原地区原始先民的最主要的一种居住方式，与巢居可能同时并存。《盂子・膝文公章句下》：“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是说在地势低洼的地段作巢居，地势高亢的的地段作穴居。穴居主要分布在黄河中上游的黄土高原。随着考古研究的深入，在长江流域、珠江流域、西南和东北有黄土地带的地区，都发现了穴居遗迹，这表明穴居是全国范围内的居住方式之一。穴居根据入地深浅分为深穴和半穴居两种，根据构造形式又分为横穴和竖穴两种。为了更好地防潮，先民们又探索了一些方法，例如：先将室内地面和壁面拍实，继用颗粒细小的泥土涂抹等。半坡早期的穴居遗址出现了在泥土中掺加草筋，提高泥土的抗拉性能和凝结力，使防水性也有所提高。在仰韶文化建筑遗址中，很多地面有烧烤层，即红烧土地面，这一技术后来又应用于墙壁和屋面上，烧烤陶仅是当时人们所能找到的最好的防潮措施，预防了因潮湿而致的病患。 龙山文化时期，地面式建筑成为主要建筑形式，穴居经由半地穴式发展到地面建筑，使居住条件改善，对预防疾病有着积极意义。表明原始人已有了一定的预防卫生知识。 三、婚姻制度的进步及其卫生保健意义 人类最初结群而，形成原始群。原始群早期，两性关系杂乱，还没有婚姻和家庭的概念。随着采集，狩猎经济的发展，劳动过程中按年龄分工的出现，促使原始群不断分化；久而久之，原始群发展为比较固定的血缘家庭，杂婚阶段子女的健康不佳，可能也是产生血缘家庭的一个因素。 在血缘家庭内实行血缘群婚，这种内婚制婚姻在人类史上所占时间最长。长期内婚制因血缘太近，常使后代发育不良，有的痴呆聋哑，有的夭折。当人们发现两个不同血缘集团的男女生育的后代，比内婚制的后代发育好，身体强壮，智力发达，很少出现痴呆聋哑或畸形。使人们对内婚制逐渐由怀疑而动摇，开始对内婚实行若干限制，血缘家庭也渐被氏族制度所代替。 氏族外婚制严禁内部通婚，一个氏族的男子只和另一个氏族的女子互为夫妻，子女留在母氏族内，子女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吕氏春秋・恃君览》中说：“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便是这种婚姻制度的反映。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男子的社会地位越来越高，社会相应进入了父系氏族公社。男子随着社会地位的提高，希望将财产传给自己确切的子女，要求女子嫁到男性的氏族里，这就产生了男娶女嫁的一夫一妻制。 婚姻形态一般从血缘群婚，发展到族外婚，对偶婚，直至一夫一妻制的确立，其间每一种婚姻形式，都经过了漫长的时间。双亲健康、子女健康的考虑对婚姻制度的不断改善起着一定推动作用。《礼记・内则》在总结前人经验基础上，强调：“娶妻不娶同姓”。孔子也有“礼不娶同姓”的主张。《大戴礼・本命》更指出：“世有恶疾不娶”。“男女同姓，其生不藩”已是原始社会婚俗演变所得的至理铭言，至晚在周秦之前已为人们所遵循了。一夫一妻制的建立，禁止近亲同姓婚嫁，对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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