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采矿、冶炼、纺织、印染诸种工业的发展，使职业病成为突出问题。人们在和职业病斗争的过程中，积累了经验，提高了认识，推动了职业病的研究，提出一些相应的劳动卫生措施。明代卫生知识进一步普及，人们的卫生观念和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防疫措施，也有进一步发展。用于保健的气功、导引等养生方法，更受重视，出现了许多关于这方面的专著。 一、对职业病的认识及其防治措施 特殊的职业，特殊的工作环境和长期接触某些有害的物质，就会造成职业病。明代商品经济发展，工业日趋发达，职业病问题日益突出，引起医家的重视，使对职业病的研究也日起深入。 银中毒。薛已在《内科摘要》中明确提出银匠的职业病，指出销银匠因手工操作，经常接触冶炼物质，会出现劳倦、寒热及手麻等症状，是职业所致。并提出预防及治疗方法，用“补中益气及温和之药煎汤渍手”。 铅中毒。《本草纲目》记载了铅矿工人的职业病，皮肤痿黄，腹胀不能食，多致疾而死”。清代赵学敏根据《本草纲目》，提出食鹅肉以防治中毒。与现代治疗慢性铅中毒，应给予合理的营养的要求是一致的。 煤气中毒。煤的广泛使用，使防治煤气中毒成为重要任务。《景岳全书》对此提出了科学的预防方法，“但于顶开留一窍，或于窗纸揭开数楞，则其气自透去，不能下满，乃可无虑矣”。宋应星在《天工开物》里，记载了在矿井中用竹筒排毒气，以防煤气中毒的方法。关于测验毒气以防中毒的方法，《农政全书》中载有，“凡凿井遇此(毒气)，当有急飒飒侵入，急起避之，俟泄尽更下凿之。欲侵知气尽者，缒灯火下视之，火不灭是气尽也”。 砒中毒。砒有剧毒，《天工开物》指出，烧炼砒必须严密封固(即固济)，以防毒气外泄。“烧砒之人，经两载即改徒，否则须发尽落”。 热射病。如何预防热射病，是从事冶炼、高温作业必须注意的问题。《天工开物》“礁炼”项下提出的预防措施是，“靠炉砌砖墙一垛，高阔皆丈余”，用墙以抵炎热。 申供辰在《外科启玄》中，把日晒疮、冻疮、逡裂疮、担肩瘤、水渍疮等归之为与职业有密切关系的疾病。从事行船、推车、打鱼、印染、辗玉、肩挑负重、车镟等职业者，极易患此类病。明代关于职业病的认识，虽未形成完整的专科体系，但确实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在病因认识及防治措施方面，都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二、反映在民俗中的卫生观念与预防措施 明代积淀于民俗中的卫生观念与卫生行为多样，有走百病、薰虫儿、避毒、曝衣、扫疥、收瘟鬼等。走百病是指今北京一带，元宵节时妇女相率宵行，以消疾病。这对长年不出庭户的妇女，是一项很好的身心锻炼。熏虫儿指农历二月二日，煎祭余饼熏床炕，农历五月五日中午前，小闺女结群入天坛，名曰避毒，除夕门窗贴红纸葫芦，名曰“收瘟鬼”；农历六月六日，俗“曝所有衣物”，实际上起着杀菌消毒，使衣着被褥舒身的作用。“立冬日，以各色香草及菊花、金银花煎汤沐浴，谓之扫疥”，这些民俗，大多有利于祛病健身，归纳起来，不外加强户外活动，注意个人及环境卫生，利用药物预防疾病，实行有一定效果的消毒方法等方面。这些活动在本质上却反映着人们对健康美好生活的理想和追求，起着促进卫生行为的作用。 三、航海卫生保健 1、医药人才的准备 郑和曾率领船队七次下“西洋”永乐皇帝曾下令四方召募民间良医，甚至动用太医院的医官，医官医士中以沿海省市民间医生居多，因为他们比较熟悉水性和海上生活，如当时的常熟民间名医陈以成、陈常作等。 2、注重航海卫生保健 明代船的建造上颇为讲究，尤其是郑和的船队，比较合乎航海卫生之要求，据从泉州出土的郑和“宝船”考证，中、大型船有三层、四层甲板，分设住舱、食品舱、淡水舱和厨房等。舱室布局上很合乎现代卫生要求，即使是中、小型船，多为船员(士兵)居住的舱室布局也很合理，如船员居住二层和三层，马匹畜之底层。因为船队多在热带、亚热带海域航行，天气炎热而潮湿，因此，在造船设计上就十分重视自然采光和自然通风，这比当时和之后的西方船舶的卫生条件要优越得多。 3、重视流行病调查和防治 郑和船队所到之地，多为东南亚各岛国及大商港，气候炎热、潮湿，土民中染病者甚多。船队每到一地，十分重视当地山川地理，气候环境，风土民情，饮食起居，卫生习惯，以及地方流行病等方面的调查，采取不少有效的预防措施。如规定船舶抵达有理病流行的地区或港口时，责令船员不得随便登陆，在港外作短暂停留后即起锚开航，或将货物装卸后，船舶驶出港区，远离港岸后抛锚。这是一种很有效的、科学的隔离方法。直到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初、中叶，西方国家舰船为避免疟疾、黄热病等感染才采取这种隔离措施。 凡到有花柳病(性病)流行的岛屿和港口，严禁船员登岸或独行，并不准在岸上过夜；不准淫妇登船戏耍，以免淫染。 四、养生思想的发展 医学知识的普及，推动了养生思想的发展。明代从医家到非习医文人都很重视养生保健，出现了不少关于养生方法的专著。张介宾撰《类经》，将养生列为十二类之首。王文禄撰《医先》，认为养生当在医药之先，论述了多种养生方法。胡文换编成《寿养丛书》、收入前人养生著作以及自选自编的《素问心得》、《养生导引法》、《类修要诀)、《养生食忌》等34种。文学家高濂于万历十九年(1591)撰成《道生八笺》20卷，是养生学集大成之作，影响很大。此书由英国人德贞(J.Dudgeon)节译成英文，收入其所辑《功夫：道家健身术》中，于1895年在天津出版，传播国外。 除养生专著外，李时珍、张介宾、赵献可、徐春甫、万全、杨继洲、李梃、龚廷贤、龚居中等医家，在他们的著作中都有专篇论及养生。由于医学家着重实践，他们的养生论著大抵通俗易储，便于施行。如李梃的《医学入门》首卷即载有“保养论・附导引法”，提出“与其病后善服药，莫若病前善自防”。 明代养生强调静养心神，朱元璋第十七子宁献王朱权著《仙神隐》，提出“疗人之心”的命题。《霞外杂俎》一书更进一步主张调摄心神的重要，指出摄生之要在于“每日只服一利快活无忧散”。药方内容为“除烦恼、断妄想”，或遇事不如意，加服一剂“和气汤”，配方为“忍、忘”二字。 导引养生术是我国传统有效的健身术。明代此类著作也很流行。如《仙传四十九方》所录“五由由”，是现存书籍中以图文相配合的形式，对华佗导引法记述得最详明的一种。另有《修真捷径之导引术》，结合穴位按摩“搓摩肠腹利”。明末成书的《易筋经》，介绍了按摩结合器具，以拍打为主的独特的健身方法，以及以强身壮力为主的“易筋经十二势”导引术。明末清初陈玉廷创造、经杨露禅等发展的太极拳，成为后世经久不衰的健身方法。 把静养、动养、食养、药养结合起来，进行综合调理，是这一时期养生著作中的重要主张。《寿世保元》的“延年良箴”提出十一类延年的摄养事宜，包括“四时顺摄，晨昏护持”、“悲哀喜乐，勿令过情”等，万全的《养生四要》，把寡欲、慎动、法时、却疾视为养生的四大要义。龚居中的《五福万寿丹书》和《红炉点雪》强调养生要坚持动静结合，综合调理。老人的安养和延龄，应从居处、调摄、保形、节欲、按摩、功药六个方面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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