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孔智、张宝胜在507所
作者：宋孔智，1963年北京大学生物学系生理专业毕业，1968年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从事宇宙生物学领域的研究工作，承担航天因素对动物高级神经活动、动物性周期的影响等课题的研究。1968年到1998年在原国防科工委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从事航天医学的预研工作。从1982年开始从事人体科学的研究工作，507所研究员，承担过多项主题研究。获得过委级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三次，三等奖四次，荣立过三等功一次。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职称：研究员，职务：人体科学研究组组长。1998年退休。2011年被北京城市学院生命科学研究中心聘为教授。2013年被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聘为顾问。
人的一生,可能有多少条道路可以走,可以和各种人接触,然而,在这千万条道路中,在这成千上万的人群中,在上世纪80年代初,阴差阳错,机遇让我和特异功能人张宝胜碰到一起,并且共同从事人体科学的研究长达15年,现在回想起来,仍然感到十分幸运.在这15年中,总有当时的研究课题,整天沉浸在具体任务之中,无暇顺及思绪的整理,也无处交代每个实验的来龙去脉,只有退休后,才能静下心来,系统回顾那些难忘的情景。所以产生了写回忆录的意愿,以便记录下当时的思想脉络。于是就按大体上的时间顺序,逐渐写下来,而不是按问题的性质撰写的,章节也没有细致区分,所用材料,多数是自己以前的研究结果,很多资料,是以前工作的照片.由于当初的研究条件很差,研究组没有照相机,需要的时候,要事先通过研究室向科技处提出申请,由他们安排资料室摄影组来人照相,所以很多实验现场和设施都没有留下照片记录,现在所呈现给读者的只能是实验中极少部分的形象结果。
在我的人体科学研究中,毫无疑问,张宝胜的实际贡献是最大的,除此之外,也和其他很多功能人合作,取得很多重要的成果,例如:丁也、姬敏捷、姚诤、赵群学以及诸多的气功师和气功学员等,在这里对他们表示十分感谢!感谢他们对科学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在生命科学研究的历史中,许多实验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例如,哈维循环系统的发现、细胞的发现、DNA. R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达尔文的南美旅行等等,都开启了新的科学领域的大门,使科学思维向纵深方向发展,经过十几年和张宝胜等特异功能人、赵光等气功师的密切合作和实验研究,我毫不怀疑,特异功能和气功的实验结果,必将长时间引领今后的科学思维和研究方向,因为这些实验事实,给整个现代科学的冲击是无与伦比的,更重要的是,这些现象中的有些内容,已经和现代科学接轨,也就是和现代科学中的物理学、化学、生理学、思维科学、系统科学等逐渐衔接,而不必再如从前,只能把这些功能当作神秘现象限制在少数人当中,或者作为天方夜谭式的饭后谈资。尽管很多人目前尚不理解,但是,这些功能的真实性,决定了它的不可阻挡的生命力,决定了它必将打开一个巨大的、全新的科学领域。这一领域的深入研究,必将创造人类历史的新的奇迹,正像钱学森院士所说,将引起一场科学技术的革命和社会的第二次文艺复兴,当然这将是一个相当长时间的过程.
之所以能取得这些成果,我还要特别感谢我当年的领导和同事。钱学森在六年中,每周一次指导研究所的学术活动,在学术思想上给了我极大的启发,张震寰主任和陈信所长、石云峰副所长、庄样昌副所长等人的支持和亲自领导给了我力量和决心。同事，翟廷香、温宗媛、王修壁等的帮助，蓝荣良、周亮忠、钟健等人的协助,还有众多热心同事的帮助,不能一一列举,以及我的家人、子女的支持和理解,才能使我坚持到今天,我非常感谢他们。
本来,这本所谓的回忆录,不是为了发表,而只想留给子女作纪念,如有可能,作为他们今后的参考。但是,印大民同志多次督促,希望发表,并已联系出版社.只得拿出。
本着抛砖引玉的愿望,冒味提出一些假设,希望引起同仁的讨论和指正,以便把我们的思考深入下去,我觉得,这也是研究工作的必经的过程,这也是我敢于献丑的一个原因。
宋孔智
认识张宝胜
1963年，我毕业于北京大学。所学的专业是人体及动物生理学，毕业之后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宇宙生物学研究室。由于工作的需要,，1968年这个研究室和国内的几家同行研究机构合并成为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我也就随之转到了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隶属于当时的国防科工委，从事航天医学的预备性研究工作。1998年，该研究所转到解放军总装备部。
1979年唐雨耳朵认字的现象发现之后，引起了国内各方人士的广泛注意，如果这种现象确实存在的话，意义将非常重大。应该用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进行深入的研究。1982年，由于我所是一个医工结合的研究所，有多种学科共同工作的优势，而且，这个领域的工作又有着潜在的军事应用价值，所以当时的国防科工委领导和研究所领导决定在我所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具体任务就落实到我所在的研究室和研究组。于是我们开始了文献调研和所谓特异功能人情况的调研工作。按照当时钱学森教授的观点，人体特异功能、气功、中医理论当属于人体科学的范畴，而人体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的巨系统，在一定的条件下会有功能态的变化。不同的功能态会呈现出不同的功能。指明了该学科的学科范围和重要的研究方法。研究的意义是很重大的。进一步的问题就是寻找功能人，初步观察功能表现和特点，以逐步明确研究的目标和思路，于是想到张宝胜。
张实胜生于1958年。我认识他是在1983年。此时他已经25岁。家住在本溪，小学来未能毕业。随父亲下放到桓仁，并在桓仁铅矿当工人。1979年之后，偶然的机会，被发现有特异功能，并被借调到本溪公安局帮助破案。后来，到了沈阳中医学院，合作研究特异功能的诊治作用和透视经絡等的功能表现。1982年被推荐到首都师范学院，参加当时国内27所大专院校和研究单位的40名研究人员参加的人体特异功能联合测试。在此次联合测试中，张宝胜的功能表现比较突出。于是，测试工作结束之后，暂时留在首都师范学院配合那里的研究工作。所以，我们认识张宝胜并初步了解一些功能，是从首都师范学院开始的。
我们曾几次驱车到那里观看张宝胜的功能表演。他表演特异认字，特异移物等。有一次他把我们当中的一个人的工作证移入盖盖的暖瓶中。还表演了从完整的药瓶中取出药片。虽然看起来很神奇，思想中还是将信将疑。因为，当时还不能把这种表演和魔术作明确地区分。
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高能物理所的一次实际测试。实验装置是同位素放射性测量仪。实验时，将一小片像五分硬币大小的含微量同位素钠的塑料片，放入铅井中。铅井细而深，两个手指不能并排伸入。铅并被放在两张三屉桌拼起来的方形台子的中央。上面盖上暗室用的黑红双层绒布作成的大窗帘，延伸到两张桌面以下。塑料片的放射性强度被铅井下面的传感器感受，并被传输到隔壁房间的测量仪上，逐秒的显示在荧光屏上。实验的主持人是赵永界。一般显示在9000-10000之间。我一直在铅井的房间中，观察着张宝胜的一举一动。只见他在铅井的上方抓了几次，赵永界跑过来观看情况，说显示的数字突然下降了很多。掀开窗帘，看到小塑料片被移到铅井的中间。可见功能的效果已经有所体现。用镊子重新把塑料片放回原位，盖好窗帘，实验重新开始。过一会，只见张宝胜在铅井的上面乱抓，很快抓出一个圆的东西，并透过窗帘布将它捏出，就是那个同位素塑料片。我赶快去摸塑料片出来的窗帘布的地方，无论怎样摸怎样看，也没有一点破损之处。果然，赵永界跑过来说，显示屏的数字已经下降到20左右。这是我相信特异功能存在的开始。
就在这次实验之后，到附近的一家饭馆吃饭。饭后从饭馆出来，有两个人和张宝胜一起走在前面，我在他们后面，相差几米远。有一个卖烤红薯的摊，烤炉上摆着一些烤好了的红薯，只见张宝胜到了炉前，右手拿起一块烤好的红薯，问：多少钱一斤？炉后的主人回答了价钱。然后，张宝胜就把那快红薯放回了原处，和另外两个人走向停在路旁的汽车。这个动作，非常的简洁明了，我在后面看得很清楚。然而，当我们走到汽车里，却惊讶地看到张宝胜正在给几个人分烤好的红薯，他们一边吃着，一边说笑着。当时我和他们还不熟悉，好奇地在后边看着。在一般人说起来,这是一种恶作剧，但在他的心中，成为他显示本事的方式。也以此来抒发自己的傲气。正如古人所说的， “内怀锦绣，外为狂夫”，这可能也是他的一种特殊的心理。
这虽然不是正式实验，但是，整个过程是那样的清楚，更加加深了我对特异功能的印象。
在多次初步观察之后，组内同志都同意把张宝胜调入我组。于是，1983年6月1日，由当时我们研究室政委翟廷香和我到当时的北京师范学院(现在的首都师范大学)把张宝胜接到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从此，张宝胜被分配到我室我组工作。在组内研究分工上，我负责特异功能的研究。所以，从此开始了我和张宝胜的十六年的正式合作，直到我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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