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第29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回顾自己跟师学习的经历，深感师承教育在中医人才培养中的作用，更体会老师的辛苦和伟大。 中医人才培养起于家传私授，直到晋代官办医学教育初现，至唐代兴盛。元代医生培养就有三条途径，一是家学或自学，二是入三皇庙（官办医学），三是拜师（私学）。不管是家传私授，还是官办教育，老师都是中医人才成长的领路人，师承都是中医成才的必由之路。 现代中医成材，一则是高等教育体系，或曰院校培养，二则是师承体系，或曰家学，或曰拜师。在中国中医科学院求学一年，感触最深的就是一种“读经典、做临床”的理念。 不读古籍不足以言未来 印度医书《妙文集》认为医生的四德是“正确的知识，广博的经验，敏锐的知觉，及对患者的同情”。“读经典”讲究的是对先贤医书、临证思维的反复磨研，是对“正确知识”的追求；“做临床”强调的不仅仅是“广博的经验”，也在于不断临证中培养起“敏锐的知觉”。 2011年，《黄帝内经》与《本草纲目》入选《世界记忆名录》，意味着当代世界记忆对中国医学古籍的认可。古籍之中蕴藏先贤的智慧，“正确的知识”从何而来，当向“经典”探寻。须知“经典”之所以千年不衰，正因为千年之中不断地阐释与发挥。不读古籍，不通经典，思维有如固化之木。 读古籍，是为了明了我们的历史，不知过去，何以言未来。傅斯年认为“史学就是史料学”，历史样貌的重新描绘不是历史学家凭空画出，而是借丰富的史料，慢慢描绘出历史的样貌。医学史也是如此。今年暑假，我参加了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承办的“2013年历史学博士生学术论坛暨海峡两岸大学生夏令营”，在兰州，我感受到史学界对医学史的虎视眈眈，无论是对黑土城西夏医学文献的挖掘，还是对敦煌医学文献的分析；无论是疾病医疗史，还是对身体史的探索，历史文献学者用他们的立场为我们建构古代医学的样貌性。有人对中医学的历史和文献展现出浓厚的兴趣，虽然在主流历史领域，他们的关注和研究被视为是“另类史学”、“新史学”，但仍然频繁地举办国际或学术研讨会，不断地有史学研究论文选题涉及到医疗领域。为什么我们出身于中医药学的人，对自己的历史熟视无睹，而且失去探索的好奇心和敏感度？我告诫自己保持对它的好奇心和敏感度。 今天中医研究范围扩大，无论是医理还是药理的研究，要向古书中去揣摩先贤之思。中医药界津津乐道获得拉斯克奖的屠呦呦研究员，发明的青蒿素就是来自对古籍文献的反复咀嚼。我们要重视古代医籍中关于医案的内容。目前基于医案的研究，不仅有科技角度的数据挖掘工作，也有文化角度的整理梳理。在美国，有一群热心中医学的临床医师，他们定期进行读书报告会，报告自己从中国古代医案中获得的经验和总结。 不拜名师不足以谈继承 “文献”一词最早见于《论语·八佾》，宋代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注：“文者，典籍也。献者，贤也。”强调的也正是对于“典籍”与“贤人”的尊重。 中国科协科技与人文专门委员会主任张开逊研究员和委员王春法研究员曾经就老科学家学术成长相关问题做调研，研究显示很多人关注科学家创造的新理论、新学说、新技术等成果，对于科学家个人的学术成长经历和师承关系、如何产生学术萌芽、如何在茫茫黑夜中科学探索，社会大众并不清楚，因此中国科协进行了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目前首批丛书包括《徐光宪传》、《何泽慧传》、《陈士橹传》等共十册已面世。2009年评选出30位首届“国医大师”，他们当选为国医大师时平均年龄都在80岁之上，收集整理名老中医的经验是当下较为迫切的任务。目前结合人类学口述史方法将名老中医从医、临证等进行影像资料保存、宣传传播不失为一种新的方式。 孟子曰：“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对于老中医而言，如果能够得到几个聪慧真诚的好学生苗子，踏踏实实地进行栽培，启发他们的心智，解答他们的疑惑，传道给他们，并通过他们把中医的理念、好方法遍传天下。 年轻人要多拜名师，开启自己，需要从思想、情感上去体验老师，无论是侍诊抄方，还是学习老师写的文章和书籍，要去理解老师的人生经历、性格特点，这样对于理解老师的学术思想也有帮助。因为师承教育不是会开老师常开的几个方，不只会老师治疗某种疾病有那些方法，更要深入地去理解老师的思维，去理解老师的所为，这样即便遇到从不曾遇到过的疾病，也会通过逻辑推理有一个正确判断和处理。 跟老师学什么？依然是从老师身上学习永恒的医生四德——“正确的知识，广博的经验，敏锐的知觉，及对患者的同情”。 值此教师节之际，作为一名中医界的后生，向先贤也向这世间每一位坚持在中医药领域内教化育人的老师致以敬意，愿我们的坚守，能够守住中华医药的光辉灿烂，愿我们的坚持，能够为中医药的复兴添光加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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