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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疾病的艾滋病和作为一个问题的艾滋病是有着重大区别的。艾滋病作为一种疾病，是要靠生物学家、药物学家和医学家去对付的；但要解决今天肆虐全球的、作为一种社会病症的艾滋病问题，却不是仅靠生物学家、药物学家和医学家就能做到的，它关系着社会的结构、制度、文化和伦理等诸多问题，它需要多部门的合作，需要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社区以及不同的人群——包括感染者和病人，也包括学者和专家——和国际组织的共同努力和参与。
认知与事实
就认知而言，在中国，接受了艾滋病相关信息的人，一般会认为“艾滋病很可怕”、“艾滋病已经成为很严重的问题”，而艾滋病的“可怕”和“严重”又是相关联的。包括传媒在内的各种宣传、讲述，给受众以“得了艾滋病必死无疑”，“艾滋病人骨瘦如柴，全身溃烂”，“艾滋病的感染人群数量巨大，增长极快”的印象。而在中国，作为负责社会管理的政府官员则大多不能从自己的工作中实际感受到艾滋病问题的严重。也就是说，在政府工作的问题单子上，相对腐败、犯罪、闹事、灾害、贫困、失业、招商引资、经济增长而言，艾滋病排不上队。
实际情况如何呢？相当多的中国人(包括政府官员)只知道中国的艾滋病感染者有84万人，或者是100万人或150万人，而不知道这些都是估计或者是推算出的数字。根据中国官方公布的情况，截止到2003年6月，实际累计报告的数字仅为：感染者45092例，病人3532例，死亡1800例。依据流行病学调查分析：估计目前有感染者84万人，其中病人约8万人(而在此前的估计是感染者100万人，其中病人20万人，已死亡10万-12万人)。问题是通过监测和分析，用数学模型推出来的不管是100万人，还是84万人，都存在一个这些人到底是谁和在哪里的问题。搞不清感染者和病人是谁和在哪里，一切对应的举措和行动都将无的放矢。据称在世界上一般感染者推算数的50%是本人知晓的，在美国是70%本人知晓，而在中国检测报告人数只占推算数的5.4%(按84万人计算)或4.5%(按100万人计算)，也就是说，可能有94.6%或95.5%的感染者本人不知晓，医疗机构不知道他(她)是谁和在哪里，政府更不知道他(她)是谁、在哪里。
政府不能了解、把握自己所处和所管理的社会中几十万人，近百万人，甚至是更多的人的情况，这正反映了社会的一种复杂现象。从细微处看，当年带领着村民游走于各县卖血的，今天带领着感染者进城“治病”(接受医学试验)的，在艾滋病高发区“闹事”的，正可以用中国社会转型研究中底层精英理论和“过程-事件方法”去解释。同时，今天的中国各个层面的难以沟通，信息传递的不畅；人与人之间，不同人群之间的信任缺乏，当“扎针事件”发生时，数百万人口的大城市闹市人空，数千人在行为上表现出极度惊恐，又使我们不得不思考政治学和社会学研究中有关政府回应能力和平等的标准的意义等问题：好的政府应是一个合于善治标准的政府；平等一要有法律上的规定，二要有对弱势人群实在的救助，三要使尽可能多的人生活在主流社会之中，增强主流社会的包容性，增进不同人群之间的沟通、对话和理解，尽可能地避免和减少人的被边缘化。
计算模式的误区
艾滋病在目前是无法治愈，且致人死亡的疾病，但目前在医学上因无法治愈而必死的疾病绝不只有艾滋病。
艾滋病自在中国有医学报告起，至今19年来被估计已造成了10余万人的死亡。但中国每年死亡的人数是900余万人，按城乡分列前十位疾病死亡原因排列，导致死亡的疾病主要为：1，呼吸系病；2，恶性肿瘤；3，脑血管病；4，心脏病；5，损伤和中毒；6，消化系病；7，泌尿、生殖系病；8；新生儿病；9，肺结核；10，内分泌、营养、代谢及免疫疾病；11，精神病；12，神经病，因以上12种病死亡的占城市死亡总人数91.96%，农村死亡总人数91.41%，艾滋病是排不上号的。另外，中国交通事故的死亡一般为每年10余万人，死于生产中事故的一般为每年10万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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