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孟娟
最近，人民日报社资深记者凌志军的《重生手记》出版，我看将会成为畅销书，因为这类癌症大难不死幸运儿的大作，貌似都会给中国每年死亡人数近200万的癌症病人带来生还的希望。
凌志军的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u/2970732413
第一个问题：凌先生被确诊是肺癌扩散到脑部是癌症晚期，活不过三个月了，医院的诊断对不对？第二个问题：如果是癌症，是怎么痊愈的？是因为凌先生没听医生的只做了肺部手术/没有放化疗/没有吃中药西药/没有过度治疗/有无畏乐观的心态？
事实上，这本书是在印证我的观点“癌症是健康人中毒气了，离开毒气就能自愈”，凌先生是碰巧满足癌症自愈或者痊愈的必要条件了。为了批判此书对大众的误导，我专门写了这个博文。
一、凌志军的《重生手记》里面的信息
因为新浪读书所载的只有书里第一章，凌先生的博客只有书里的节选，信息不全，所以我只能买书了，一部分信息是我打字出来的。
1.2007年2月，我病倒了。医生在我的颅内发现两处病灶，疑为“脑瘤”。两天后又在我的左肺发现肿瘤，由此诊断“肺癌、脑转移”的概率为98%，也可以说是“肺癌晚期”。医生当时认为，我已经活不过三个月了。
2.我在一次手术中切除了左肺的恶性肿瘤，但是我一直没有接受手术切除脑瘤的治疗方案。我拒绝了一些“抗癌特效药”，也拒绝了化疗和放疗。术后出院时，我甚至连一片药也没带回家。
3.2007年从夏到秋的一段时间，我惊讶地发现我脑瘤的症状减轻了。这一段时间进行的复查表明，颅内病灶正在缓慢地缩小。看来那个迫不及待的手术计划完全没有必要，医生的“死亡预言”也被证明是一个错误。
4.我没有什么不良嗜好，比如从不抽烟、酗酒。而且我还是个喜欢运动的人，每天至少有一小时的体育锻炼。
5.那一天是2007年2月12日。“这里有，这里有，啊——肝上也有。”医生一边在胶片上面指指点点，一边说，“已经不能手术了，只能全身化疗。”
先是颅内，然后是左肺，现在又是肝……我知道这一切意味着什么：脑癌、肺癌，再加上肝癌。这不就是恶性肿瘤、全身转移吗！
6.头痛目眩，这一定是“脑瘤”的征兆了！可是肺癌呢？肝癌呢？我怎么一点感觉也没有啊？如果肝上长了那么大的一个异物——就像医生所说，那应该是能够感觉到的，比如说疼痛感甚至凸起来的硬块。我下意识地伸手去摸索，渐渐地，还真的在腹部感觉到一种异样。更准确地说，是健康人的“异样”。
7.事情是从五天前开始的。那天深夜我完成了《中国的新革命》这本书，然后昏昏睡去。如果不出意外，应当至少有24小时在睡梦中度过，可是我很快就在一阵眩晕中醒来。我看到天花板在旋转，四围的墙壁也在旋转，接着就感到了头痛和恶心，胃里有什么东西在恣意翻滚，还有一种要呕吐出来的感觉。我站起来，觉得脚下不稳，周围的一切都在移动，同时有点奇怪地发现，墙上的画框显出双重影像。。。。
因此，那个早上我想的只不过是要好好慰劳一下自己。毕竟这是我最艰苦、最熬人的一次写作，我已经没有休息日地工作了12个月。我一定是累坏了。该让自己好好歇歇，把准备了多日的休闲计划付诸实施。
我摇摇晃晃地登上飞机，回到北京的家中，身上还背着全套摄影器材。因为长期在上海工作，所以我对每次的回家总是分外珍惜。。。。当时我以为，只要让自己彻底地懒散几天，身体就会恢复如常。
但是我在北京的老同学林荣强并不这么乐观。“别废话，”他在电话里对我说，“赶快去医院检查。”。。。坐上他的车直奔北京医院。
医生听了我的叙述之后立刻满脸凝重，在排除了颈椎或者其他方面可能发生的问题之后，立即把我送进核磁共振室去做颅内扫描。。。。“你的颅内有个东西。”她望着我说，“不能确定是不是肿瘤。也许是个囊肿。”。。。两天后制作出来的胶片清晰地显示出，我的后脑有个2.5厘米×2.3厘米的病灶，圆圆的像个乒乓球漂浮在那里，紧挨着大脑中枢神经，清晰突兀，还有点神秘，就算我这个纯粹的外行，也能很容易地分辨出来。
8.在北京医院出具的检查报告单上写着：
左侧桥臂异常信号，占位？
左侧桥臂占位及脑膜增厚和右额后部脑膜结节。
考虑转移瘤可能。
9.不管怎样，我们再次去了医院，结果居然很不幸地让金医生说中了。全身PET扫描暴露出左肺上叶的病变。接着，CT（计算机层析成像）再次证实它确凿无疑地存在，而且正是隐藏在我的锁骨后面。更糟的是，胸部扫描不知怎么竟弄到肚子上，扫出我的肝脏也有肿物。
10.接下来的两天，我的影像胶片在北京医院的好几个科室里会诊。肝部肿瘤很快被排除了，看来还不到“全身转移”的地步，不过，结论依然很坏。脑部病灶和肺部病灶是确定无疑的，医生们也有充分理由把两者联系在一起：肿瘤原发部位在左肺，脑袋里的是转移瘤。
“如果是这样，就是肺癌四期。”胸内科的一位专家这样说。
11.北京天坛医院，我们国家最好的神经外科专家、手术台上操刀开颅的高手，既迅速又可靠的“主任”在我的诊疗本上写下他的高见：
胶质瘤？多发转移性病变待除外。
“左脑”“右脑”，还有“右顶”，这表明至少有三处病变！
“胶质瘤”“占位”，还有“多发转移”，这表明它们都属于“恶性”！
此外还有一个“？”和一个“待除外”，表明这是一个既明确而又大有回旋余地的诊断结论！
12.晓东。。。不住地自责自怨，后悔过去几年没有随我到上海去，没有好好照顾我，没有阻止我没日没夜地工作，所以她现在再也不想让我从她的视线里消失。
13.我们仍然瞒着母亲。她已82岁，正在等我们回家过年。父亲因患肝癌早逝，母亲在痛失亲人之后，坚强而健康地生活了20年，直到她自己也患了胃癌。
14.晓东便匆匆赶往上海，专家们的看法是一边倒的，几乎是在重复北京专家的诊断。肺叶上的病灶不算大，不能有定论，也还有时间继续观察，可是“脑瘤”这个结论看不到任何翻案的希望。
如果不手术，脑瘤的生长随时可能压迫脑干，照样危及生命，所以我的死期更加紧迫——可能“只有三个月”。
15.12年来，我在这个家里住的时间很短，现在一旦离去，也许就真的回不来了。
16.我毫不犹豫地去了医院，再次接受脑部扫描，期待着周良辅教授所推崇的新技术带来佳音。明知希望渺茫，还是望眼欲穿。
“波谱扫描”的检查报告至少还要等上三天，
17.这个领域里很有名的医生北京的那位神经外科专家只不过在九张胶片之中挑出三张匆匆看了几眼，就开始下结论了。
他接连说了好几次“转移瘤”，还说了一些“必须立即手术”之类的话。
“如果不马上手术会怎么样？”晓东问。
“不手术？那就等着呗！”专家说，第一次正眼看了一下她们。
两人都听明白了：“等着”的意思就是“等死”。
18.最新一次“波谱扫描”，我们是在两天前拿到这个检查报告的。那上面写着：“左侧桥臂病灶MRS示代谢略高，NAA/Cho值小于2.0，乳酸峰导置。”
19.终于有一天，北京医院的一位医生觉察到一点什么。此人是个神经外科的专家，经验丰富，面相和善，机智豁达，颇有几分“老北京”的范儿，也是我们见到的唯一能够用一种幽默方式表达悲观看法的医生。听他的会诊就像是在听一位老朋友的神聊。
“第一考虑是胶质瘤。”他这样说。
“第二呢？”妹妹问。
“第二？”他眯起眼睛，又倾身向前，把目光转到胶片上重新扫视一遍，“第二？我还不知道是什么。”
20.我们意外地发现，脑瘤没有像医生预言的那样迅速长大！
最新的核磁共振检查报告上面写着，我的颅内肿物“约2.2厘米×1.9厘米”，而前一次检查的结果是“2.5厘米×2.3厘米”。
两次检查间隔17天，从“2.5厘米”到“2.2厘米”，这变化相当细微，我却近乎偏执地相信它意义重大。我对自己说，也许我的死期没有那样迫在眉睫，我的病情也并非没有转圜之机。
“能不能证明它正在缩小？”我指着那一沓胶片小心地问医生。
“不能！”医生的回答很干脆，看着我的眼神明显表示这是一个外行的问题。他们从专业的角度来看，认为这种变化不能说明什么问题，至少不具有任何医学意义。他们解释说，核磁共振仪器是依据断层扫描的规则工作，每一断层间隔为0.5毫米。每一次扫描不可能在绝对相同的断层上。由于病灶本身是个不规则的球状体，所以不同的断面完全可能让影像直径出现几毫米的差别。
医生把这种现象解释为仪器的技术误差。这在科学上讲无懈可击，也让我又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讳疾忌医。
就在这左右两难的纠结中，我朦朦胧胧地感到其中有些东西被忽视了。
“但是，”我顽固地寻找着问题的焦点，“能不能证明它在过去两周没有长大？”
“应该是没有长大！”医生这次回答得也很痛快。
21.我的身体正在发出微弱却清晰的信号。与两周前相比，目前我的种种不适——头痛、眩晕、视觉模糊、眼球震颤、重影、畏光、失去平衡，总之，所有与颅内病变相关的症状，并没有更严重。这与最新一次检查结果互相吻合。
22.第二天下午，“刘太医”在朋友的引领下如约前来。
太医”终于从那堆胶片中拣出一张，对着灯光草草扫了一眼，又放到一边。
“这就算看完了？”我正想着，就听见他说：“哦，还不止一个。”
什么意思？莫非我的脑子里面不止一个瘤子？
“喝我的牛筋汤和开胃汤。”他说，“先喝三个月。”
事实上我喝“牛筋汤”的时间不到一年。至于“开胃汤”，我在服用四个月后便逐渐减少，半年后就完全停止了，因为有人告诉我，长期大量地服用决明子会伤及肾脏。
23.周良辅大夫推翻了自己早先认为是“脑转移瘤”的诊断。他在仔细分析了“波谱扫描”胶片之后，居然有了一个新结论：颅内病灶不像是肿瘤，有可能是一种罕见的炎症！
24.“波谱检查在恶性肿瘤确诊方面的意义没有那么大。”黄峰平大夫针对周良辅的诊断，表达了完全不同的看法。
黄大夫是个既温和又耐心的中年人，同时还是上海华山医院副院长。他不同意周大夫的分析，尤其不能同意脑袋里的病灶是“炎症”的说法。那个促使周良辅大夫改变看法的波谱检查结果，在他看来，不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新证据，也不能改变他几周前在上海会诊时的结论——恶性肿瘤。
不过，考虑到几周来我的病情进展缓慢，他又补充说：“恶性程度较低，在2~3度之间。”
在这一点上，他和大多数专家不谋而合。与众不同的是，他格外看重我左肺上叶的病灶。我知道，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医生都把注意力集中于我的脑部病灶，只有他对我的左肺表现出强烈的担忧。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一个相当有预见性的担忧。可在当时，我对肺部病变没有任何感觉，而颅内病灶带来的全身不适时刻困扰着我。我们内心的紧张和焦虑全指向脑袋。
黄峰平大夫用一句话结束了那次午间诊察：“最终确诊还是要靠活检。”
25.她叫凌锋，是北京宣武医院神经介入中心的主任。在一阵漫长的沉默之后，她的目光终于从胶片上移过来。她说，在“波谱扫描”的所有胶片中，只有两张可以和早先的胶片加以对比。但是切片的位置和角度还是有细小差异。所以，不能据此判断病灶部分缩小了，“但至少可以说没有长大”。
好了，我们得到了第一个结论。清晰，而且有说服力。
然后她开始讨论第二个问题，也是我们更加急切地想知道的：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不像是占位性病变。”她单刀直入，一点也不含糊。
她试图用普通人能够理解的语言来代替“占位性病变”这个医学术语。“如果是肿瘤，不管是原发的，还是转移的，它都会把别人的位置占据了，把正常的脑组织挤压到一边去。但是……”她停下来，用手指点胶片，“这里，这里，还有这里。小脑的纹路正常。挤压不明显。这是不像‘占位性病变’的理由。”
然后，她把注意力转向病人，开始仔细询问头部和全身的症状，当她知道这些症状在过去几周没有更加严重，其中有一些甚至还明显减轻了，就显示出一种特别的关注。这些情况我们曾对见到的每一个医生叙述过，但他们不是不相信，就是完全忽略不计。只有她，把这些作为诊断的重要参照。
“如果是‘占位性病变’，不会不经治疗就越来越好转。”她总结道，“从片子和本人症状来看，不支持‘占位性病变’。”
这一番话清晰和精确，而且证据确凿。然而好消息来得过于突然，叫人有些难以置信。我们遭遇了太多的失望，不能不小心谨慎。这是一个可以让我死而复生的转折点吗？可是所有那些悲观主义者的结论，不也是斩钉截铁吗？胶片上面赫然存在的那个乒乓球般的病灶，又怎么解释呢？
凌锋大夫又开口了。她的眼睛也在盯着那个“乒乓球”，就像看穿了病人的疑虑。不过，更可能是职业天性驱使她在为对立观点寻找理由。我完全可以想象，这时候她的脑子里一定有一大群威严的专家，指着她的鼻子大加批驳，所以，她转而站在他们的立场上继续分析。她说：从形态上看，病灶部位比较圆，特别规则；经过增强扫描之后，边缘有增强反应；这些都可以成为判定“肿瘤”的理由，也是她不能排除“肿瘤”的理由。
最后，她建议我们把观察时间延长至三个月。
“观察。观察很重要。”她说。
26.就这样又挺了两周，国外几位专家第二次会诊的结果传到北京。他们把最新的“波谱扫描”同首次核磁共振胶片加以对照，结论如下：
？脑病灶是原发肿瘤或者炎症，可能性各为50%。
？在临床中，酷似肿瘤而实际上是炎症的病例，可能性低于2%。
然而，比影像诊断更重要的是他们传递过来的专业经验。他们说：
看片子是重要参考，但更重要的是看病人的症状。炎症往往是突然发作，又渐渐好转。而肿瘤的症状是身体渐进式地出现不适，并且越来越厉害，不会自行好转。
27.凌先生的妻子晓东日记：
上次血化验，有一项指标高。其实马老师很紧张，说那有可能表示肺部是小细胞癌。医生不是说血化验那玩意儿没什么参考价值嘛！（想想又说：）不过，这一次化验，指标降低了，这还是有参考价值的。
28.晓东日记：
——今天早上第一眼看上去又有重影。头的轻松感没有那么明显，但还不错。上午感觉没有昨天好，但比前天好。下午和原来差不多，脚底的感觉比原来稳了。转身时原来有的旋转眩晕感觉，今天有好转。
——今天的感觉比较好。没有任何比前一天明显不好的感觉。
——今天的感觉没有那么好。他说甚至不如昨天。早上起来看天花板灯，第一眼又出现重影，但很快又是一个影。左右斜视，前几天往右边斜视觉得接近正常了，今天又不太好。往左边斜视一直不好。
——今晨起来视觉和昨天差不多。但头部感觉比较轻松。头重的感觉有缓解。
——今早起来全身感觉比昨天好。脑子比较轻松。上午感觉也比较好。视觉没变化。仍畏光
。开始戴墨镜，觉得舒服些。食欲很好，早中晚饭前饥饿感强烈。
——昨天和今天的感觉比以前又好了一些。脑子轻松了一些。走路到后来还是有点晕。食欲
很好。
——今天感觉和昨天一样。食欲很好。精神不错。有一个新现象，他现在很怕高频率的声音
。和他说话要比较低。他自己说话声音也很低。说话声过高让他的脑子里感觉不舒服。
——今天我看到他走路的背影，突然有一个强烈的感觉。他走路的姿态已经接近于他的正常
姿态了。除了速度慢一点。人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现在他恢复的速度非常慢，但仍在
一点一点地好转，虽然离正常还差得很远。
——近来他的耳朵越来越敏感，害怕人大声说笑。害怕公共场所的嘈杂。我担心，这是不是脑瘤有新发展侵害了他的听力？
——情况稳定。没有任何新的不适的症状。他的脸色很好，红润。我觉得比他过去没病的时候还好。皮肤有光泽。但是好转的速度也是非常非常缓慢。我们有足够的耐心。
——他今天说，眼睛斜视时的感觉有好转。这是第一次。
——今天第一次一个人下楼散步。感觉有些累。他说，想走了很长的路，但回来坐下后很快恢复了体力。
29.能够成功地独自行走，在我们看来是一个标志性的进步。它似乎确凿无疑地证明了我的症状正在好转。
“走了40分钟，”我对晓东说，“一个人！”
我自豪地宣布：“从今天起我不再需要别人搀扶了。”
“你看，我每个星期都在进步。”我说：“开始两周只能卧床不起；接着的两周，可以靠着衣柜站起来；然后呢，可以扶着墙壁挪动脚步；然后又可以被人搀扶着走到院子里去，现在，我居然能够独自行走了。也许……也许有一天我真的可以重返滑雪场呢。”
30.日子一天天地过去。医生们说的“三月大限”越来越近，奇怪的是，我却没有闻到一点死神的气息。
为了印证我的“感觉”是否准确，我们决定对脑瘤来一次“临床检查”。于是我们再次去看李金大夫。她是北京医院神经内科的老主任，她抬起头来看着我说：“好吧。咱们再重新检查一遍。”
“原来有的一些不好的症状，现在减轻了。”她在一番检查后惊叹，“原来没有的不好的症状，现在还是没有。”
“你有没有用激素？”她问，接着又解释，“激素具有消肿的作用，所以有可能在短期减缓病人的症状。
“没有！”
“有没有用消炎药？”
“没有！”
“有没有吃过任何抗癌药？”
“没有！”
我老实但却有点自豪地回答。
分手的时候，我直截了当地问她：“您现在还坚持您原来的诊断吗？”
她再次把我打量一番，收起脸上的惊喜，职业的语调重新回到她的声音里。
“你们要准备接受各种可能。”她不无谨慎地说，“不过，即使是肿瘤，现在这种情况也是好的。说明病人有抵抗能力。”
走出医院时我们浑身轻松。尽管医生没有给我们任何一句可以扭转乾坤的话，我们仍然感觉此行得到了很多很多。我们甚至开始讨论“癌症究竟是不是绝症”。
31.2007年4月27日，还差一周就到了医生所谓“三个月”的大限。我们再次来到北京医院，对我的头部和胸部做新一轮复查。
我们得到了好消息：CT影像显示左肺病灶基本没有变化；血液化验的各项指标已从高峰值降下来，接近正常；最意外的事出现在脑部核磁共振影像检查报告中：颅内那个兵兵球似的病灶，虽然还顽固的坚守在那里。但它的直径较前次检查居然“略有缩小”。
懂点医术的朋友曾对我们说过，癌细胞的特点是持续迅速的生长，如果不经人为干预，这种趋势不会逆转。所以，“如果没有坏消息，就是好消息”。欧洲的几位神经科专家也曾提到，如果颅内病灶一个月没有变化，就表明是恶性肿瘤的可能性大大减少。
李金大夫再次为我做了全身检查。她已经第三次重复这套程序，仍然一丝不苟。
“情况比上一次又好了。”在完成所有检查后，她看着我一字一字地说。
32.第一次让我意识到新一轮威胁已经降临的人，是肿瘤医院的石木兰大夫，在她看来，我的左肺上叶的病灶，正在发生细微变化，并且已经侵蚀肺膜。她断定，它是恶性肿瘤的概率在90%以上，所以建议我尽快请胸外科专家实施手术。
这一天是2008年5月23日，距我颅内病发并且查出肺部病变，已经一年有余。
然后，她开始在影像会诊记录单上描述她看到的东西。清晰准确，不容置疑：
左肺尖可见一不规则的结节。可见毛刺。可见胸膜凹陷，周围有磨剥离密度。与2007年3月CT片比较有增大，毛刺增多，形态不规则。首先考虑肺癌。
我们问她，恶性的可能性有多大。她很干脆地说：“90%以上。”
33.我的左肺上叶病灶，其实只是一片直径约1.3厘米的不规则阴影。这在大多数人身上只不过是炎症或者结核，所以通常并不会被当做严重问题。在例行体检中通常采用的X光片照射不到，病人也不会有任何不良感觉。老实说，如果不是因为脑袋出了问题，顺藤摸瓜，根本不会有人想到要看我肺上有什么东西，也不会在意。
鉴于癌细胞的新陈代谢和生长速度远远超过正常细胞，所以通过影像来诊断恶性肿瘤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观察病灶在一段时间内是否会发生变化。所谓“基本同前”，也就是说，它几乎没有长大和蔓延。
事实上，大多数医生就是凭借这个理由，才会得出和石木兰大夫完全不用的意见。
最重要的是，我的身体的所有难以忍受的症状，都是来自脑子病变，而肺部病灶没有给我带来任何不适。老实说，我甚至感觉不到它的存在。我从来就不曾想到，最危险的“敌人”，其实是藏在自己感觉不到的地方。
34.我就曾对晓东说：“我肺上这么小一片阴影，要真是肿瘤，那你的肺不早就完蛋了。”我是指多年前她患肺结核病，痊愈后肺上始终留着一大片阴影——比我那个“1.3厘米”要大得很多。
35.手术留存“左肺上叶等五个标本”的检验结果――正规说法叫“病理诊断报告”，很快送到我们手里。它确凿无疑地证实了石木兰大夫的诊断：腺癌。肿瘤侵及脏层胸膜。
36.八年前(孟娟注：2003年)我们把家搬进来时，对房子精心做了一番装修。窗户加装了三层玻璃。
但是从那以后，我因为在上海工作的缘故，很少在这里住，只有妻子和儿子在这里朝夕相处，相依为命。如今，我终于可以栖息在自己的小屋里了。
37.我的母亲就是一个例证。她77岁那年得了胃癌(孟娟注：2007年82岁)，在实施胃切除手术之后辅之以化疗药物。手术大夫当时对我说，她活不过一年了，可是到现在已经过去十年，她仍好好活着。
38.秋天到来的时候，一个朋友打来电话，邀我去他的家乡住一段时间。于是我决定听从朋友的劝告，去江南疗养。
朋友把我安顿在苏州郊外金鸡湖畔的一处宅子里。
出乎意料的是，第二天，我的胸闷和咳嗽的症状减轻了。第三天更加好些，夜里竟能安然入睡。到了第四天，我五个月不能遏制的咳嗽，居然好了。
真是奇了！我没有经过任何治疗，也没有服用任何药物啊！
39.2012年3月15日下午，家里笑声不断。我们不断说着一些开心的话题，彼此觉得心情异常轻松。有好长时间，我们都没有意识到有什么变化，直到晚饭时，才发现原来是因为这天上午刚刚完成新一轮复查，结果出乎意料的好，颅内病灶几乎完全消失，肺部和腹部未见新的异常，癌胚抗原指标回归正常，脚裸骨的阴影正在淡化，手术后幸存的那片肺叶也生长壮大起来，把空荡荡的左边胸腔差不多都充满了。这意味着，肺癌切除手术后失去的部分肺功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补偿。
“这是五年来第一次！”晓东不住的说，“这是五年来第一次！”
这是真的！五年来第一次，医生在我全身上下没有发现任何新问题。
医生笑眯眯的说，“不要再把自己当做病人啦！”
二、其他渠道我获得的信息
1.网上获得的信息：凌志军，祖籍广东，生于上海，长在北京。15岁到工厂做工，16岁做农民，19岁当兵，25岁成为新华社记者。30岁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3年后获得法学硕士学位。
凌志军是《人民日报》华东分社的主任记者，经常奔忙于京沪之间，他同时又是一位作家。
2.网上获得的信息：1985年，凌先生父亲终因肝癌去世。
3.网上获得的信息：凌先生的另一本书《中国的新革命》是2007年4月出版。
凌志军写这本书写得非常辛苦，3年的时间里他没少往中关村管委会跑，一整天一整天的翻资料，凡事亲力亲为，并且采访了三百多位中关村历史上的关键人物，这些都是《中国的新革命》扎实厚重的基础。
其实，在凌志军完成此书的时候，一场突然来袭的重病让他措手不及。
4.凌先生的书《中国的新革命》中的信息：
作者前言
直到2005年的某一天，我忽然有了一些新的想法。
于是我便生出一个念头，想把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梳理清楚。
资料的来源是当事人的回忆、政府和公司的档案，以及公开出版物。中关村的色彩斑斓的历史既存在于人们心中，也存在于浩繁的文献中。为此我用8个月的时间在中关村调查。
作者 2007年1月30日
5.我自己的调查：根据凌先生《重生手记》中的描述，我判断出凌先生所住的小区，进去转了一下。估计凌先生或者是住在一栋2002年左右新盖的高楼里，类似这样的楼房：
或者是住在9几年的预制板的6层楼里，类似这样的：
2002年的新住宅楼，全部是塑钢窗，多数有内保温层，如果住在这里，凌先生为了隔音我想应该加了一个双层塑钢窗。
9几年的预制板的楼房，原来是钢窗，如果住在这里，我想凌先生应该换成了2+1层塑钢窗，当时塑钢窗刚开始流行（现在塑钢窗是主流）。
我又顺便照了几张人民日报社那里50年代的老房子，放在了博文里：我所看到的纯天然住宅楼。
这些老房子里的精品是我的最爱，希望能够永远保留下来。但是北京市政府不听我的啊，这帮败家玩意。。。
6.2006年春节时间：1月28日（除夕），1月29日（初一）。
2007年春节时间：2月17日（除夕），2月18日（初一）。
三、我的分析
1.凌志军的父母也是癌症？
从信息中看到，凌志军的父亲死于肝癌，母亲得过胃癌大难不死一直活到现在。
据我了解，肝癌和胃癌都是误诊率很高的癌肿。肝硬化当成肝癌的太多了，胃炎当成胃癌的也太多了。当然判断是否误诊就是看舌象是不是舌尖边红或者红点舌，但有没有不看舌象的判断方法？有。
第一种：如果凌志军的父亲一直抽烟，之前没有乙肝小三阳，那基本上能确定是癌症；如果凌志军的母亲原来没有胃炎有过胃溃疡，那也能基本确定是癌症。
第二种：如果不但是癌症，而且已经扩散到其他脏器了等，就可以确定就是癌症晚期了。反过来说，没有扩散的“晚期癌症”不是癌症。
2.凌志军是不是癌症晚期？
这个因为有了上面的铺垫，就简单了。因为凌志军的肿瘤已经扩散到脑部，是癌症晚期应该就是板上钉钉了。因为癌症的特性就是疯狂的扩散，疯狂的复制癌细胞嘛。没有这种特性当然就不是癌症了。
3.凌志军是怎么得的癌症？
从已有的信息看，凌志军确诊癌症前在上海住。根据我的经验，一般在致癌污染的地方住三个月以上才有可能有癌症的症状。
凌志军在上海某个房间住了三个月以上吗？他说没有一天休息日的干了12个月，我猜测，如果从2006年春节以后，凌志军在北京中关村忙于《中国的新革命》的采访8个月后，应该回到他的工作单位——人民日报社华东分部——上海的住处也有4个月吧。
那么，他的住处是什么样的污染？是新装修了宿舍，还是新换了宿舍，还是住处新添置了沙发或者席梦思床垫等，还是在上海买了新房子？
4.凌志军的癌症怎么痊愈得那么慢？
用了五年时间癌症才痊愈，我觉得有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放化疗没有吃中药西药，怎么会那么慢？
以我的推断，癌症和白血病，室内污染源有多长时间，因污染致病的时间应该基本等于自愈的时间。受污染的时间最长三年，最短三个月。一般只有岁数很大的人才会因为敏感度低时间较长，60岁以下的一般最长一年。
如果刨去做肺部手术需要恢复半年的时间，这个五年也是太长了。什么原因加长了自愈的时间？有两种可能，一个是他病后换的住处也有一定的污染，另一个是他原来就有单纯的神经衰弱。
2003年装修，塑钢窗，暗埋PVC电线管，石膏线等在北京很流行。我想，凌志军都采用了什么？到2007年，装修4年时间，还是有污染。凌志军肯定是癌症体质，但是在过去的4年时间，没有在家过过整块时间。
而凌志军的妻子，应该是炎症体质了，因为她得过肺结核，至今肺部还有阴影。肺结核能转成慢性的都是炎症体质，炎症体质即使在致癌污染的环境下也得不了癌症。
装修4年了，即使不会引起癌症和白血病了，但是也是对自愈有一定的阻碍，因为得过癌症和白血病的人对塑料敏感了。这就是我为什么总强调，得了污染病的病人找新的住处，要完全纯天然的环境。
有少数人，一般是脑力劳动者，虽然不是炎症体质，但是有睡眠问题。这种人得了癌症之后也会自愈很慢。
最后总结一下：
1.我的分析有没有不对的？就需要将来我得了诺贝尔奖之后派人去调查了。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凌志军得了癌症以后换住处了，也就是离开污染源了，这是凌志军癌症晚期痊愈的根本且唯一的原因。
2.凌志军做那个肺部手术是错误的。凌志军碰到的多数医生是水平高的，可是这个让做手术的医生的判断是错的。
3.凌志军之所以没有过度治疗，是因为他离开污染源症状越来越好了。试问如果没离开污染源癌细胞不停地扩散，症状越来越差，他会不去医院去做那些和别的患者一样的全套吗？
4.凌志军重视自己的症状和感觉是对的，任何病首先要重视病人本身的感觉，尊重病人本人的意愿。我见过N多癌症和白血病，离开污染源了，没什么症状了，也还在治疗吃药包括中药。
5.凌志军后面其他的观点都是错的，包括什么养生的观点。
相关链接：癌症的自愈率能达到100%吗？
幽谷百合2012-11-19 16:33:53
孟老师好，最近也在关注凌志军的书，觉得他能好除了离开污染还有个原因就是没去过度治疗损伤免疫力。现在这样的人真挺少的，大多数人都是先过度治疗直到被医院赶出来了才想到自救。
博主回复：2012-11-19 17:30:53
你好，呵呵，你说的100%正确。
但是离开污染源和过度治疗，前者要比后者重要无限倍。虽然过度治疗但是离开污染源了，大部分还是能活下来，因为癌症体质的人是能吃苦耐劳的；而反过来，不离开污染源，就是再怎么不过度治疗，也会没命的。
所以对癌症和白血病等污染病，仅仅强调不要过度治疗，而忽略污染源的文章，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的，都是有害的，都是要坚决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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